长江商学院李伟——企业做得越大越好吗?恐怕

长江商学院李伟——企业做得越大越好吗?恐怕

时间:2020-02-13 10:08 作者:admin 点击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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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变企业“做大”情结

企业经营的目标是什么?了解西方经济学的人,甚至是只知皮毛的人,都会告诉你:为股东获取利润。

这句话大体上是正确的,但在国内外的企业界,管理层或还有一个目标,就是扩大企业的规模,增加销售额,增大总资产。

有时候这个目标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获取利润,为什么会是这样呢?

在西方,职业经理人的“做大”情结在公司治理的文献里被形象地称为“独立王国开疆扩域( empire-building)”,因为这种“做大”的动机通常是为了满足自己对资源的控制欲,提高自己的社会影响力和知名度,而股东却要为其行为买单,实证研究表明这种行为既侵占了股东利益,也降低了企业的竞争力。但这种典型的公司治理病不是本文要讨论的,笔者想谈谈中国式的“做大”情结。

1.国企的“做大”情结国有企业为什么要“做大”?笔者认为国企希望“做大”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:

第一,国企是党和政府掌握的企业,其管理层拥有和政府官员相对应的行政级别。当企业“做大”规模的时候,其管理层的政治地位也会上升,这有利于管理层的升迁。

第二,无论是党中央,还是国务院,“做大”国企一直是其始终不变的目标。1999年9月,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《中共中央关于国企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》中提出,要“积极发展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”;党的十六大更加明确地提出,要加快“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大企业集团”。因此,从贯彻中央指示的角度来看,国企“做大”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任务。

第三,“做大”国企也是获得政府援助的一种方法。中国的地方政府官员有一个一票否决权的标准,即不能发生群体性事件。当本地的一个国企尤其是规模较大的国企,遇到经营困难时,地方政府一般都会施以援手。这样做的原因在于,假如不救援这个企业,企业员工走上街头抗议或去上级政府上访,那么本地官员的命运就会面临巨大的风险。因此,不论这些官员是否愿意,他们都不能对一个大国企的倒闭视若无睹。

第四,中央政府在考核地方官员的业绩时,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就是当地的经济发展状况如何。说得更通俗一点,就是GDP增速如何。加大投资是提高GDP增速的有效手段,因此各地政府都热衷于招商引资。它们不但要找来新的企业,也需要本地原有的企业迅速“做大”规模。

第五,为了维护本地企业的利益,地方政府还对外地企业采取了广泛的“保护主义”政策。例如根据媒体报道,在新能源汽车方面,福建漳州制定了向本地企业倾斜的政策,明文规定“优先采购本地新能源汽车产品”。另外,有的企业为了获得地方政府新能源公交车、出租车等公共机构的采购订单,还需在当地设立组装厂。以比亚迪为例,除深圳总部外,已分别在北京、上海、西安、惠州、韶关、杭州、宁波、长沙、大连、南京、梧州和青岛等城市设立了生产基地。

由于地方政府在企业的微观运行中所陷太深,因此每当大企业遇到困境时,地方政府无论是否愿意,都对此很难袖手旁观。对企业来说,这就是“大而不倒”的保险;由于地方政府不断通过贷款和财政向这些低效企业“输血”,产生了两个非常严重的后果,即产能过剩和债务增长。

关于这两点很好理解,在地方政府的扶持下,“僵尸企业”不死,继续生产,供给无法下降,需求又没有明显上升,产能自然会过剩。产能过剩的企业是低效益的企业,指望这些企业赚钱还债是很难的,因此债务像滚雪球一样增大,直至最后爆发危机为止。

2.民企的“做大”情结国企“做大”的有些原因在民企身上也可以找到,比如成为“大而不倒”的企业可以在危机时获得政府的援救,比如规模经济可以降低成本、企业家的野心等等。但笔者无意讨论这些因素对民企“做大”的影响,笔者希望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去细探一下民企的“做大”情结。

笔者认为,民企的“做大”情结是中国政治经济制度在政企关系上的一种具体反映。民企和政府(主要是地方政府)实际上都是理性人,在这个环境中作出了理性的决策,希望获得最大的利益。从这点来说,民企最大的目标仍然是利润,只不过中国的民企在赚取利润的时候采取了一些较为独特的手段。

民企“做大”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:

第一,和国企一样——为了在企业遇到危机时,凭借企业的规模去获取政府的支援。

当一个企业规模够大、雇佣的人够多时,无论它是国企还是民企,都会对当地的经济和民众生活产生很大的影响。当企业遭遇危机时,裁员往往是企业顺理成章的选择,但大量的人失业后如果在短期内无法找到工作,他们就可能会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。为了杜绝群体性事件的发生,维护社会稳定,地方官员一般都会使出浑身解数以消灭这种可能性。在这个问题上,企业的所有制没有那么重要,关键的因素是规模,因为这代表着就业以及背后的安定团结问题,因此不论这些官员是否愿意,他们都不能忽视一个大民企的倒闭。当然,假如是一个规模较小的民企,地方官员救助这个企业的积极性自然也会较低。

既然存在这样的情况,因此从民企的角度来说,“做大”就成了一个隐形的“保险”。地方政府平息群体性事件的心态意味着当民企的规模足够大时,这个企业在当地就成了一个“大而不倒”的企业。由于存在这样的情况,因此对民企来说,“做大”规模就成了一个理性的选择。

第二,和之前提到的内容一样,为了GDP增速,地方政府会采取一切措施来推动经济发展。

一个很有趣的例子是深圳市对本地大企业的支持。2006年底,深圳市颁布了《深圳市民营领军骨干企业认定暂行办法》。什么样的企业是民营领军骨干企业呢?深圳市提出了一系列的标准,但规模是很重要的一项,例如“民营领军骨干企业认定名额限定为100家……年销售额达100亿元人民币以上的超大型民企,作为民营领军骨干标杆企业,纳入民营领军骨干企业体系,但不占用民营领军骨干企业既定100家名额”。

为了扶持这些企业,深圳市政府实行了一系列的政策,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深圳市在信贷方面对这些企业的帮助。为了给这些企业增信,深圳市拿出了10亿元的真金白银,而且动员多家银行为这些企业提供贷款。

深圳市的做法对缓解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能起到一定作用,有值得点赞之处。然而,这种做法其实是一种“挑选胜利者”(picking winners)的行为,它有违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原则,会鼓励企业家在规模和效率之间更倾向于选择规模,从长远看有不利于经济的发展的隐患。不过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,深圳市对发展本地经济有巨大热情。